新时代民事检察和解的

功能定位与实践运作探析

孙 韬 朱安迪

摘要：检察机关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形成民事检察和解工作机制，在充分尊重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能够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实现案结事了，节约司法资源。但现实中民事检察和解存在法律规定不具体、适用范围不明确、法律效力不明确等问题制约其发展，应当从完善基本规则、明确适用范围、规范具体程序、设定和解期限、融入多元化解纠纷机制等方面进行完善，切实发挥民事检察和解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功能。

关键词：民事检察和解；枫桥经验；意思自治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要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检察机关在新时代适应新发展要求，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将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在基层，推动民事检察和解制度在基层落地并发挥实效，加强诉源治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民事检察和解正是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探索形成的工作制度，充分发挥民事检察和解作用不仅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责所在，也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民事检察和解通过强化释法说理、积极促成和解，将矛盾隐患化解在基层，这正是检察机关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充分体现。但是，民事检察和解存在法律规定不具体、效力和救济途径不明等问题，应当在明确民事检察和解的法律规定、适用范围、程序和法律效力的基础上，持续深化开展民事检察和解。

一、新时代民事检察和解的概述

（一）基本内涵

民事检察和解实质上是指，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诉讼监督和民事支持起诉案件中，在充分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基于当事人的自愿原则且无抗诉必要性，不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通过斡旋、协调的方式，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彻底解决矛盾纠纷的办案方式。

民事检察和解是新时代检察机关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有效探索。近年来，检察机关不断探索和完善民事检察和解的基本内涵，在“枫桥经验”的治理理念下，充分发挥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优势作用。 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申诉、行政赔偿诉讼申诉案件，当事人双方有和解意愿、符合和解条件的，可以建议当事人自行和解。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以下简称《监督规则》）第五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过程中，当事人有和解意愿的，可以引导当事人自行和解。这为检察机关开展民事检察和解提供了制度依据。民事检察和解虽然不是具体的民事诉讼监督方式，但是作为民事检察监督的工作机制和工作方法，在监督环节中预先设置矛盾纠纷调处机制，能够有效降低当事人的诉累，充分化解矛盾纠纷，节约司法资源。

（二）适用原则

民事检察和解应当遵循自愿、合法、中立原则。

1.自愿原则。民事法律关系是私法关系，奉行意思自治原则，同理，民事检察和解化解的也是民事主体之间的矛盾纠纷。自愿原则是民事检察和解的核心原则，民事检察和解的启动、达成和解协议及和解协议的具体内容均取决于当事人的自我意愿。检察机关不能强迫或者变向强迫当事人达成和解，同时也应当对当事人的真实意愿进行审查。

2.中立原则。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和解中的立场应当是客观、中立的，不偏袒任何一方当事人，平衡兼顾各方利益。在充分运用调查核实权对案件事实和法律进行客观、中立的判断后，通过组织公开听证、专家咨询等方式充分了解案件事实，明晰各方真实诉求，释明相关法律政策，为双方搭建理性沟通的平台。

3.合法原则。根据《监督规则》第七十三条第三项规定，检察机关对于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应当终结审查。由此可见，和解协议的内容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且不得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不能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检察机关针对符合抗诉条件的也应当坚决抗诉，不能为了和解而和解。

（三）其他相关概念的区别

1.与法院调解的区别。法院调解是在诉讼过程中，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法院制作调解书，对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和义务都进行确定的方式。调解是法院行使审判权，处理民事法律关系，终结诉讼活动的方式。若当事人不履行调解书达成的内容，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民事检察和解是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监督案件中，在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自我意愿和处分权的基础上，维护法院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司法权威，为了更快、更彻底地化解矛盾纠纷，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鼓励或引导当事人自行对民事权利义务作出改变。 若当事人不履行民事检察和解协议后的效力及救济途径法律未进行明确规定。

2.与执行和解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执行和解是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权利人和执行义务人就债务履行问题重新达成协议，不需要法院继续执行程序。如若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法院可以依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民事检察和解与执行和解协议虽然在效力上都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不否定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法律效力，但二者所处的阶段不同，执行和解是当事人在法律文书生效后，一方不履行情况下向法院申请执行；民事检察和解则是当事人向检察院申请对生效裁判文书进行监督或是检察机关依职权办理的，为更好化解矛盾纠纷，促进当事双方达成和解，若当事人不履行民事和解协议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重新进行监督。

3.与当事人和解的区别。当事人和解是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通过自主协商、互相让步，自行达成解决纠纷协议的形式，终结诉讼活动。只要当事人达成自行和解协议，申请撤诉或将和解协议制作成调解书，那么，诉讼和解协议就具有当然的终结诉讼效力。 当事人和解没有法院或检察机关的介入，属于私权自治的范围。

二、新时代民事检察和解的实践运作

三明市人民检察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依法能动履职，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将民事纠纷实质性和解融入民事检察监督和民事支持起诉的全过程，有效化解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消除了潜在的涉法涉诉信访隐患，促进了案结事了人和。同时，在民事检察和解工作中，充分运用公开听证的方式，为当事双方搭建沟通桥梁，让社会大众参与进来，当事双方也可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充分发表意见。

（一）三明地区民事检察和解案例分析

近年来，三明市检察机关共办理民事检察监督和解案件11件，下面选取3例本地区较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1.关于罗某老等4人与三明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申请民事监督和解案

（1）基本案情：2015年2月11日，罗某老等四人与三明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和补充协议，双方约定四人向某公司购买11套商品房作为经营酒店、宾馆使用，购房总价款1972740元，某公司应当在2015年3月31日前交付买受人使用，并约定了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当日，罗某老等四人向某公司支付了首期房款993790元。2015年6月3日，双方又签订一份《协议书》，双方约定某公司保证消防能在2015年8月1日开工宾馆装修，罗某老等人可以去银行办房贷，如某公司不能按时交房，将赔偿罗某老等人投资利息、银行贷款利息及误工费。2015年6月26日、2015年7月6日，罗某老先后两次向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款共计978950元，并支付给了某公司。

2017年1月31日，某公司向罗某老等人交付了案涉房屋，罗某老等人对其装修后于同年4月19日投入营业使用，但因房屋消防未验收，该酒店于2017年5月16日被清流县公安局行政处罚，该酒店也被予以取缔。2018年1月2日，清流县公安消防大队向某公司出具《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凭证》。

2019年8月14日，罗某老四人向清流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清流县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该房地产公司支付四原告投资款利息、贷款利息、合同违约金、宾馆无法正常开业的经济损失合计1227637元。

清流县法院认为，某房地产公司未依约按期履行交房义务，应当承担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对房屋的转移占有，视为房屋的交付使用。涉案房屋于2017年2月开始正式装修房屋，此时应视为罗某老等人接收、占有了房屋。某公司的违约责任应按清流县辖区房地产业实际状况及逾期交房的处理情况，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一审判决某公司支付罗某老等四人逾期交房违约金122875.04元，扣减已支付的37000元，应再支付85875.04元。而罗某老等四人主张的投资款利息、贷款利息和宾馆无法正常开业损失属于因违约而产生的损失，不能与违约金同时主张，故驳回了罗某老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罗某老等四人不服一审判决，向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法院处理结果并无明显不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罗某老等四人不服该判决，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被裁定驳回。

（2）检察机关履职情况：罗某老等四人不服再审裁定，于2022年5月17日向三明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该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法院以进驻装修认定为交房时间，并统筹考虑了清流县辖区房地产业实际状况及逾期交房的处理情况，酌情对案涉商品房逾期交房违约金标准进行调整，无明显不当，遂决定不支持罗某老等四人的监督申请。由于该案涉及人数较多、金额较大且时间跨度较长，处理不当易引发连锁反应，简单地作出不支持监督意见不能有效息诉息访，承办检察官积极履职，对本案当事人提供的材料和多册法院审判卷宗进行全面审阅，针对案件焦点问题逐一进行分析审查研究，认真听取当事人意见，认为该案的矛盾纠纷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有关系，并就争议问题召开听证会。听证员围绕该案事实、证据、程序和法律适用等问题发表评议意见，认为这个案件跟当时的大环境有关系，建议通过和解方式从根本上解决矛盾。会后承办检察官多次与双方当事人进行沟通，耐心详尽地进行释法说理，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由某公司赠送2个地下车库给罗某老等四人，罗某老等四人也主动撤回了监督申请，表示不再上访，有效化解了矛盾纠纷。

（3）典型意义：一是践行枫桥经验，化解矛盾纠纷。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时应当依法能动履职，切实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将民事纠纷实质性化解融入民事检察监督全过程，有效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消除潜在的涉法涉诉信访隐患，促进了案结事了人和。二是组织公开听证，听取多方意见。对当事人矛盾冲突较大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善于运用公开听证手段，邀请听证员参与听证，从不同专业、不同行业视角解析案件争议焦点，提供多维度的办案思路，有利于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综合运用各方力量，充分发挥检察听证化解矛盾的“缓冲带”“推进剂”作用，调处纠纷，为民解忧。

2.关于三明市某贸易有限公司因与尤溪县某商行、福建某物流城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申请民事监督和解案

（1）基本案情：某物流城公司于2013年3月27日开始经审批在某县的自建房屋，不动产权证书载明，权利性质为出让/自建房，用途为仓储用地/工业。三明市公安消防支队出具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受理凭证载明2013年9月16日某物流城公司经网上备案受理系统进行了某仓储项目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2016年3月25日，某商行（合同签订人杨某萍）与某物流城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承租面积合计为518.4平方米，作为营业性用房，租期两年（2016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某商行承租后，搭建了二层阁楼扩大仓储面积并用作营业办工，仓库存放了酒、酱油、食品、办公用品等物品。2013年4月1日，某公司（合同签订人杨某华）与某物流城公司签订《尤溪县公路港仓库、场地使用合同》，约定：某公司承租福建某物流城内Ａ幢32、33号仓库、场地作为办公经营使用，承租方使用的仓库及场地按出租方要求仅限于做仓储等用途。除双方另有约定外，承租方不得任意改变以上用途；租期为2013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止。2016年3月25日，某公司与某物流城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及《某物流城公司安全生产责任书》，约定：某公司承租福建某物流城内Ａ幢32、33、34号仓库、场地作为办公经营使用，承租方使用的仓库及场地按出租方要求仅限于做仓储等用途。除双方另有约定外，承租方不得任意改变以上用途；租期为2016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止。同时对安全生产方面进行了约定。某公司承租后搭建了二层阁楼，增加仓储面积并用作办公场所。承租仓库用于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批发兼零售、卷烟、雪茄烟零售、日用百货批发兼零售。

2016年12月1日，某公司、杨某萍出具一份《声明》，声明《房屋租赁合同》的承租方改为某某公司（某公司的股东杨某华系某某公司法人代表杨某瀚的父亲），原承租方为某公司的合同丢失失效。2016年12月5日，某某公司与某物流城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某某公司承租某物流城Ａ幢32、33、34号仓库，租赁期限从2017年1月1日起至2018年3月31日止。用途为销售日用品、日化用品、化妆品。2013年4月2日，杨某萍与某物流城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杨某萍承租某物流城Ａ幢32、33、34号仓库，租赁期限从2013年4月1日起至2023年3月31日止。杨某萍于2016年2月17日注册个体工商户，字号为某县某贸易商行（2019年5月31日，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通知杨某萍准予注销某贸易商行），其经营场所为福建某物流城Ａ33号，其经营范围为日用品批发、零售。火灾发生前，公路港Ａ幢32、33、34号仓库均是杨某萍经营管理。某某公司的法人代表杨某瀚与杨某萍均系杨某华的子女。2017年4月25日03时50分，某某公司、杨某萍承租的福建某物流城公路港Ａ幢32号仓库发生火灾，火灾蔓延到某商行承租的Ａ幢29号、30号、31号仓库，烧毁其存放的酒、酱油、食品、办公用品等物品及所搭建的二层阁楼，造成了经济损失，经福建华审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其直接经济损失为3425699.92元。2017年6月15日，县公安消防大队作出《火灾事故认定书》，对起火原因认定如下:起火时间为2017年4月25日03时50分左右;起火部位位于尤溪县32号仓库二层阁楼办公区域;起火点位于该办公区域距离Ｃ轴5.8米、距离13轴5.7米面积约为1平方米范围内；起火原因为该位置电气故障引燃周围可燃物蔓延成灾。2017年9月12日，三明市公安消防支队作出《火灾事故认定复核决定书》，复核决定如下:某某县公安消防大队对本起火灾事故所作出的认定主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起火原因认定正确，决定予以维持。

2018年7月5日，某商行向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某某县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某某公司、杨某萍、某物流城公司等共同赔偿给经济损失、利息、受理费、财产损失评估费、保全费用合计3673344元。

某某县法院认为，某某公司与某物流城公司重新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应视为某物流城公司收回仓库重新出租，至少应该视为默认其违章搭盖。某某公司明知某物流城仓库用途是工矿仓储，消防标准是根据其用途而建设的，而仍租赁其用作营业用房，并对仓库进行改造，用于仓储日用商品和办公，导致出现消防安全隐患有重大过错，应承担本案的主要责任。某物流城公司作为出租方，没有尽到《安全生产责任书》中监督管理责任，对火灾的发生和蔓延、扩大具有间接作用，应负担相应责任。某某公司具有重大过错，应承担损害赔偿的主要责任，以55％的责任承担为宜；某物流城公司作为仓库的出租方，允许承租方改变仓库仓储用途，故酌情确定其承担30％的责任；某商行对损失的扩大亦存在一定的过错，故酌情确定其承担15%的责任。

（2）检察机关履职情况：某某公司不服再审裁定，于2022年1月17日向三明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检察机关受理案件后，通过听取当事人意见、查阅卷宗、实地调查、走访相关部门等多种形式调查核实案件事实。经审查认为，原审判决在过错认定上，没有区分引发火灾的过错和火灾蔓延的过错，所争议的问题都集中在引发火灾这一个原因上，而火灾蔓延有三个原因：一是引发火灾，即产生“火源”，其主要责任在某某公司；二是32号仓库和31号仓库之间的隔墙耐火等级不达标，不能防火，以致火苗从彩钢板中间穿过，蔓延到某商行。这堵隔墙是某商行和某某公司的公共部分，责任在某物流城公司。三是某物流城消防设施配置缺失，疏于消防安全管理,未尽到出租人应尽的义务。检察机关综合考虑各方情况，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均存在一定过错责任，决定通过和解方式化解矛盾。根据本案案情和相关法律规定，通过多次调解，就各方应当承担的权利义务、相应的法律风险等事项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由某物流城公司补助30万元给某商行。各方均对和解结果感到满意，某商行向三明市检察院撤回监督申请，该院依法作出终结审查决定。

（3）典型意义：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检察案件中始终坚持对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保护的立场。本案纠纷历时五、六年，数次诉讼，四家民营企业因长期涉诉无法安心开展生产经营，深受困扰。检察机关从护航民营企业经营角度处罚，认为检察和解是矛盾化解的最优方案，围绕各方的过错责任提出合理的和解方案，通过召开公开听证会，在充分听取当事人意愿的基础上，促成各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案结事了，其他各涉案企业也得以安心经营，实现矛盾纠纷的实质性化解。

3.李某飞与三明市某机械有限公司拖欠劳动报酬纠纷支持起诉和解案

（1）基本案情：2019年3月起外来务工人员李某飞在三明市某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称某机械公司）工作，负责电梯维修，属于特殊工种。双方约定的工资为8800元/月，但截止2022年12月，某机械公司仅向李某飞发放了部分工资，尚拖欠工资43490元、外出补贴4670元，共计48160元。经李某飞多次催讨，某机械公司均未能按期支付。

（2）检察机关履职情况：2023年2月9日，李某飞向三元区人民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经初步审查，该案同日予以受理。三元区检察院依法进行调查，通过询问当事人，调取李某飞与某机械公司工作人员的微信记录、工资支付记录、工作照片等，认定李某飞与某机械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成立，某机械公司存在欠薪事实。由于李某飞系来明外地务工人员，文化程度较低，缺乏法律专业知识。为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有效化解矛盾，三元区检察院于2023年2月13日召开公开听证会，听证会通知双方当事人，并邀请3名听证员和1名人民监督员参加，最终促成双方当事人当场核算拖欠的工资金额，并出具工资结算清单。某机械公司同意分两期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并达成和解协议。鉴于某机械公司希望尽快恢复生产，李某飞承诺在结算工资后立即复工，因该公司有一笔工程资金已被法院查封冻结，工人工资属于可予先行支付的范围。三元区检察院一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决定支持李某飞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于2023年2月14日向三元区人民法院发出支持起诉书，并附带双方签订的和解协议。另一方面，积极协调法院启动农民工欠薪案件立案受理绿色通道，实现案件快立快结，使案件及时进入执行程序，保障李某飞参与执行款分配。

三元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14日对双方当事人已达成的和解协议听取双方意见、组织调解，当场达成调解协议，立即制作民事调解书。李某飞如期收到工资后，立即复工。

（3）典型意义：检察和解助力矛盾化解。本案中，三元区检察院充分运用调查核实手段，在查清双方当事人存在劳动关系及欠薪事实的前提下，积极启动公开听证会，通过“小案”办理向听证员宣传检察支持起诉的目的和意义。同时，召开听证会为双方当事人面对面沟通搭建平台，由主持人居中调解后，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为切实化解矛盾，满足双方当事人的合理诉求，在做出支持起诉决定的同时向法院附送和解协议书，助力法院迅速组织调解，在法院、检察院共同调解下当日达成调解协议，拖欠的劳动报酬最终得以支付。

综上，民事支持起诉制度基于当事人文化水平较低、法律知识欠缺等方面的制约，通常对经济给付方面具有急切需求，而通过法院起诉、申请执行等程序较为繁琐且审限更长，为更好化解矛盾纠纷，更快帮助弱势群体拿到劳动报酬、抚养费、工伤赔偿金等，检察机关能动履职，将民事检察和解应用于民事支持起诉案件的办理，基于自愿原则下，积极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阶段。2022年以来，三明市县两级检察机关共办理支持起诉、仲裁案件1160件，位居全省第一，涉及农民工911人，追回拖欠工资2100余万元；帮助54名除农民工以外的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等其他弱势群体追讨薪资、补偿费等合计430余万元。召开公开听证43次，支持起诉和解52件，多起案件被省检察院和最高检评为典型案例。三明市检察机关在开展支持弱势群体起诉过程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通过召开听证促成和解，把化解争议贯穿检察监督全过程，主动融入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畅通农民工举报、申诉途径，有效回应群众诉求，展现了新时代检察担当。

（二）实践运作面临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通过对三明市、县两级检察机关开展民事检察和解的相关案例进行分析，说明民事检察和解在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具有突出效果，但该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法律依据、法律效力、适用程序等方面，影响了民事检察和解的有序开展。

1.法律规定不具体。虽然2021年新修订的《监督规则》第五十一条对民事检察和解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为民事检察和解的开展提供了法律基础，但民事检察和解的适用条件、适用程序、不履行和解协议后的救济途径等内容在《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在开展民事检察和解中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处分存在无法可依的现象，顶层制度的缺乏是民事检察和解目前最直接、最强烈的问题所在。

2.适用范围不明确。法律法规对民事检察和解适用的案件范围没有具体规定。各地检察机关制定的民事和解工作办法中对案件的适用范围都有不同，如四川省检察院制定的《四川省检察机关民事检察“和解五法”工作办法（试行）》规定引导当事人自行和解的案件类型有八种情形及不能引导的情形，甘肃省天水市检察院制定的《民事检察“和解六式”工作办法》规定引导当事人自行和解的九种情形等，对适用民事检察和解案件范围的规定存在差异。

3.法律效力不明确。民事检察和解协议是否具有强制执行力，当事人不履行民事检察和解协议有何惩罚措施，不履行民事检察和解协议能否再次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民事检察和解协议是否具有可诉性，是否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民事检察和解协议等问题，都有待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予以解答。

4.协作机制匮乏。民事检察和解案件大多存在反复上诉、信访等情况，息诉化解矛盾纠纷难度大，对于此类案件，单靠检察机关一方的力量有时难以达到化解矛盾纠纷的良好效果，因此，构建社会矛盾多元预防调处化解机制十分有必要，让检察院、法院、司法、信访、街道等各单位形成联合促和机制，形成各方合力，共同化解矛盾纠纷。

三、新时代民事检察和解的必要性

近年来，民事申请监督案件数量大幅增加，对检察机关办案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民事检察和解能够满足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监督中节约司法成本，化解矛盾纠纷，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三合一”的有效路径。

（一）从制度层面上看，有利于拓展法律监督职能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对新时代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同时，还承担着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职能。民事检察和解正是顺应新时代对检察机关的履职需求，充分体现了检察机关服务社会发展大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高法律监督能力水平，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促进案结事了人和的一种监督方式。

民事检察和解发生在检察机关民事诉讼监督过程中，是法律监督权的拓展，民事检察和解体现了检察机关公权力的介入和参与作用，但民事检察和解协议又是在当事人自愿原则下进行的，因此属于公权力与私权利的交叉。检察机关在对案件进行充分审查后，针对法院对案件实体或程序存在瑕疵，但又不符合抗诉条件，或者没有抗诉必要性的，且不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虚假诉讼等违法情形，可以依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表明和解意愿，由检察机关引导促成和解，和解协议内容也在事实上也改变了原生效裁判所确定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最终达到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对比抗诉、再审检察建议等检察监督方式直接纠正法院生效裁判在案件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的明显错误，民事检察和解属于柔性的法律监督方式，是检察机关顺应多元化监督格局的职能拓展。

（二）从社会层面上看，有利于化解矛盾

当今社会矛盾纠纷频发，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民事诉讼监督案件数量大幅上升。就三明地区而言，民事裁判监督案件受理数由2019年88件，2020年92件，2021年153件，2022年151件，2023年96件，大致呈逐年增长趋势。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民事诉讼监督的案件，大多是一些长期存在的矛盾纠纷难以化解，经过法院一审、二审、再审诉讼程序后仍不服判决，或多次上访的案件。若不能很好解决此类案件，极其容易引发恶性案件，因此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有效化解矛盾纠纷成为检察机关的重要任务。民事检察和解的防范化解风险隐患，解决矛盾纠纷是其最为重要的功能。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是法律救济的最后一个途径，经过法院漫长的诉讼程序后，表明当事人对法院裁判仍不服，请求检察机关依法进行监督。而当事人申请监督的理由大多是认为法院裁判有失公平、遗漏诉讼请求等原因，当事人也希望能够尽早尽快地彻底解决纠纷。检察机关在审理过程中，对法院的生效判决进行审查，针对当事双方的争议焦点和申诉请求，依据当事人的自愿原则开展和解工作，找准双方的利益平衡点，积极介入、耐心引导，充分听取双方意见，释法说理，通过道德开导、情理感化来疏解当事人的心结，做好双方当事人思想工作，积极引导当事人正确认定生效裁判，达成新的权利义务关系。针对疑难复杂案件，还可以采取公开听证的方式，以公开促进公信，借助第三方力量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实践证明，达成和解协议后当事人大部分都能及时履行，各地检察机关开展民事检察和解能够充分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三）从现实层面上看，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

民事检察和解是在检察机关的主持引导下，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和解意愿开展，检察机关在充分释法说理下，当事双方对原生效判决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重新确定，达成和解协议，能够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减轻诉累。检察机关针对虽有案件事实或适用法律、程序瑕疵但没有抗诉必要或者不符合抗诉条件的案件，积极促进当事双方达成合意，无需启动繁琐复杂的抗诉、再审程序，运用民事检察和解协调履行，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最少的司法资源投入，提高诉讼效率，实现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司法效益最大化。

四、新时代民事检察和解的制度构想

民事检察和解作为新时代检察机关开展民事诉讼监督的重要方式，存在法律规定不具体、适用范围不明确、法律效力不明确等问题制约其发展，应当从完善基本规则、明确适用范围、规范具体程序、设定和解期限、融入多元化解纠纷机制等方面进行完善。

1.完善基本规则。明确民事检察和解的制度定位，完善法律层面的顶层设计是民事检察和解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民事检察和解目前的规定仅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司法文件、司法解释中。从法律层面上看，《民事诉讼法》未提及检察机关开展民事检察和解工作的合理性和职能作用。为了使民事检察和解更好的发挥其在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作用，应当在法律层面对检察机关民事检察和解进行明文规定。将民事检察和解纳入《民事诉讼法》，与法院调解制度一样，从法律层面对民事检察和解的含义、效力、适用范围、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同时在《监督规则》中设立专章细化实施，进一步完善民事和解的操作规程，为民事检察和解工作机制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

2.明确适用范围。民事检察和解的开展不能盲目适用，检察机关不能单纯为提高诉讼效率而将所有案件都纳入民事检察和解中，或者通过公权力强迫当事双方接受和解，应当根据案件类型加以区分，防止出现滥用民事检察和解权、以和解代替审理等现象。民事检察和解的适用应当以案件裁判结果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为前提。结合实践，建议以下几类案件检察机关可以积极引导当事人达成民事检察和解，针对生效裁判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的；生效裁判存在瑕疵，但不符合抗诉、再审条件的。具体而言，民事检察和解适用于以下几类情形：第一，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亲友纠纷、民间借贷纠纷、劳动争议、人身损害赔偿、确权纠纷等案件，此类案件均发生于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释法说理，引导当事人和解化解矛盾。第二，生效裁判确有错误，或存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瑕疵问题，存在法理与情理的失衡，但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影响较小的。此类案件当事人大多是希望确认法院生效裁判确有错误，为争一口气，但是抗诉并不能很好实现定纷止争，化解矛盾的效果，民事检察和解能够更好的解决矛盾，提高纠纷解决效率。第三，生效裁判并无不当，当事人对法院存在对立情绪，不满裁判结果的。此类案件当事人往往多次上访上诉，存在较大的诉访隐患。检察机关在充分释法说理下，最大限度安抚当事人的不满情绪，消除与法院对立思想，使矛盾纠纷妥善解决。第四，涉及群体利益，或者当事人人数众多的案件，此类案件若处理不好极易引发社会公共事件，风险隐患较大。民事检察和解能够综合各方诉讼请求，衡平双方利益关系，实现纠纷的最大化解决，防范化解风险隐患。

3.规范具体程序。第一，判断根据案件类型判断是否具有和解可行性，明晰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基础上，启动民事检察和解程序。第二，全面审查案件事实，客观分析民事裁判是否存在错误影响当事人权益的情形。第三，依法引导和解，检察机关在和解中处于积极引导的作用，在充分听取当事双方的诉求，明确案件争议焦点的情况下，针对性开展和解。当事人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地方，检察机关可以召开公开听证会，积极释法说理，调和当事人之间的分析，达成和解协议后也应当对内容进行合法性审查。第四，针对疑难复杂案件或者依据当事人申请，可以召开公开听证或邀请人大代表、妇联、街道等第三方参与和解。针对民事检察和解的具体程序，可以参照四川省广元市检察院制定的《民事检察和解息诉暂行办法》，强化和解评估、细化和解流程、监督和解履行，引入法律援助中心等第三方参与，促进和解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开展。

4.设定民事检察和解的期限。应当明确检察机关开展民事检察和解的期限，如在一定期限内仍无法达成和解协议的应当及时对案件作出处理。民事检察监督案件的办理期限一般为三个月，为达到民事检察和解的效率性，可以规定案情相对简单的案件应当在当事人递交和解申请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完成和解工作。案情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完成，经当事人申请的可以延长。

5.积极融入多元化解纠纷机制。深化与法院、信访、司法、妇联、乡镇基层组织等单位的协作配合，激发基层社会治理合力，协同化解案件纠纷。特别应当加强与法院的协调机制，积极探索建立民事检察和解与法院调解、执行和解的衔接机制，保障民事检察和解的效力。三明市三元区检察院通过与区工会、法院、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等部门加入“园区枫桥—三元经济开发区职工法律服务一体化基地”，加大沟通和协调力度，促成法院为案件启动绿色通道，实现案件快立快结，并快速执行到位，较好的化解了社会矛盾。同时，进一步探索将民事检察和解协议副本移送至法院备案，经法院确认并审查后认定合法的即具有强制执行力，若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的可以申请强制执行，保障民事检察和解协议的充分履行，达到案结事了的效果。

民事检察和解作为新时代检察机关践行“枫桥经验”的有益探索，仍存在完善和发展空间，检察机关应当继续积极探索，健全民事检察和解，将民事检察和解融入多元化解纠纷机制，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充分发挥其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案结事了人和的制度价值，实现法律监督职能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双重目标。 （作者单位：三明市人民检察院 孙韬 建宁县人民检察院 朱安迪）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课题组：《“枫桥经验”视野下民事检察和解之现实图景与规范探索》，载《中国检察官》2021年4月。

黄旭东、胡晓霞：《论民事检察和解的理性与完善》，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11月第36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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