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罪治理体系下刑事程序正义与效率价值的实现与提升

——以两岸认罪认罚从宽与认罪协商制度为视角

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检察院 邹雯婕

内容提要：轻罪治理是最高人民检察院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重要部署。最高检提出，要适应刑事犯罪结构变化，重视和加强轻罪治理体系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探索，《2023—2027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明确提出构建治罪与治理并重的轻罪治理体系。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轻罪治理体系中具有重要意义，认识并运用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强化轻罪治理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分析中国特色轻罪治理体系下的认罪认罚制度价值目标，对比台湾地区认罪协商制度的不同，阐明大陆的轻罪治理体系应当遵从正义优先，兼顾效率，通过不断完善机制建设，更好的实现对正义与效率价值的追求。

关键词：轻罪治理；认罪认罚从宽；正义价值；效率价值；认罪协商

一、引言

轻罪治理体系建设是作为检察机关五年改革工作规划内容，是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重点工作。轻罪治理突出了检察机关在轻罪案件办理过程中的治理职能，从本质上来说，一是提升对犯罪打击的效能，二是提升恢复性司法效能。在轻罪治理中检察机关打击犯罪的基础性作用不能改变，而提升犯罪治理协同，可以同时减少社会对抗，增进社会和谐。从轻罪治理的基础性制度构架看，最重要的是要构建一系列“宽严相济”政策实现制度和罪后治理跟进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宽严相济”从试点走进立法的制度，在轻罪治理中将会持续发挥重要作用。

2018年10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成为中国特色刑事诉讼制度的一部分。经过多年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轻罪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其司法价值的认识始终存在较大的分歧。“提升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的价值要求被一般广泛的认可，认为轻罪治理应当以效率优先为原则。特别是在司法中出现认罪认罚上诉的情况，更被认为是对司法效率价值目标的冲击，故近年来在认罪认罚制度中增加犯罪嫌疑人权利限制特别是上诉权限制的声音从未停止。因此，有必要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司法价值目标进行重新的梳理，以更好的发挥其在轻罪治理中的作用。

二、轻罪治理体系下认罪认罚的司法价值基础

轻罪治理本源上是刑事司法程序本身所概含的基本功能之一。的这一体系下的司法制度设计均就当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构价下的司法价值目标。从法理学上看，正义价值与效率价值都属于法的基本价值范畴。因此，轻罪治理体系下的认罪认罚制度也应当以正义价值和效率价值为基本追求。

1.宪法与立法法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是一切立法、司法、执法的根本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一章总则中规定了立法原则，其中第三条规定，立法应当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从上述文本可以看出，中国特色法治体制建设中公平正义、保障人权是明确规定的价值追求。

2.刑事法律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条规定了刑法的目的是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护人民”是刑法最基本的价值目标，“惩罚犯罪”是刑罚的客观属性。 在保护人民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同时，也保护犯罪人不受法外追究。因此，保障犯罪人人权与保障人民合法利益处于一同位次。从而衍生出罪刑法定、罪刑相当的实体法原则。也衍行出了程序正义、谦抑适用的刑事程序法律原则。这些原则体现了一般刑事案件所追求的公平与正义，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轻罪案件当中，这些原则的适用价值更为突显，出罪与入罪的严格把握，罪责判断中的司法修复意义，程序正义的更易实现，成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轻罪治理中得天独厚的优势。

3.轻罪治理需求的基础

当前，由于社会经济、法治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犯罪构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占比从1999年不到55%，到最近几年稳定保持在85%以上。 轻罪案件在刑事案件中属于社会危险性较小，处刑较轻，可迅速修复的社会秩序。但轻罪案件仍属刑事案件范畴，已经突破社会最低道德底线要求，因此从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应当受到处罚。但从刑事司法的目的来讲，又需要迅速教育犯罪人并以极小的资源付出实现广泛的秩序修复。

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司法价值实践判断

2018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行以后，其机制运行情况总体良好。分析最高人民检察院近三年发布的主要办案数据，轻罪案件占比在审查逮捕与审查起诉中都占有相当比重。不捕、不诉案件数量占比稳定在40%和25%左右。同时，根据最高检在今年“加强刑事检察监督，促进刑事司法公正”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轻罪案件占比在85%以上因此，逮捕和起诉案件中还有相当数量的轻罪案件。近两年，在所有刑事案件中认罪认罚案件的适用率 均在90%以上。

表一：全国检察机关基本办案数据（单位：万人）

年度	逮捕数	不捕数	不捕率	起诉数	不诉数	不诉率	认罪认罚适用率
2021	72.6	48.4	40.7%	168.8	57.8	25.5%	90%以上
2022	49.4	36.6	43.4%	143.9	51.3	26.3%	90%以上
2023	86.8	38.5	31.2%	174.9	34.8	16.6%	85%以上
1.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义价值的实现

根据《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旨导意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没用适用罪名和可能判处刑罚的限定，在全部刑事案中广泛适用，成为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广泛的权利选择。同时，大陆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计了司法机关的权利告知义务，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认罪认罚从宽的权利，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程序选择权。通过证据开示规定、律师帮助权设定，保障了犯罪嫌疑人对案件和法律的基本知情，从而使认罪认罚更加遵循理性、自愿原则。

2.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效率价值的实现

认罪认罚制度自2018年开始实施后，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刑事程序上，司法机关做相应调整。根据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司法适用上，有对准确及时惩罚犯罪，推动刑事案件简繁分流、节约司法资源的价值追求。认罪认罚案件中，控辩双方对因此，在具体适用上制度过程中，从检察办案环节来看，简化制作审查报告，适用速裁程序办理，结合刑事和解程序，从效率上大大提高，认罪认罚案件的办理效率，实现失序的快速修复。在审判过程中，通过适用速裁程序，在受理后10日内办结缩短审判时效。在庭审中，通过简化的庭审程序，简化讯问、辩论等各阶段，在双方共认的情况下，提高庭审效率。同时，认罪认罚从宽适用于各个诉讼阶段，也无论犯罪嫌疑人在哪个阶段时行认罪认罚，后继的诉讼程序即可以简化，最大化的实现了制度的效率价值。

3.认罪认罚从宽制的正义价值与效率价值的冲突与平衡

纵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轻罪治理机制的提出，虽然都有刑事案件逐年增加，司法办案压力加大的背景原因，但究其本质，还在于中国法治进程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对于刑事司法精准化办案认识的深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特别是在轻罪案件的中的适用，基于量刑协商裁量被极大的限制，整体量刑幅度仍限制在刑法规定框架内，立法技术也仅是以“从轻或减轻”来体现，因此正义价值得到普遍认可，在这一基础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司法实务界认为是提升办案效率突破性举措，在对效率的追求上，实务界寄予了更大期望。通过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签订，控辩双方在犯罪事实和量刑上达成一致共识，即使犯罪嫌疑人以达到迅速完成刑事诉讼程序，实现案结事了的目的。

但是，在实践司法效率价值的实现也不是一应而足。近年来，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上诉问题的讨论。有观点认为应当限制认罪认罚案件的上诉权，对上诉案件应当提出抗诉，以限制认罪认罚案件“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该类案件的当事人，在获得认罪认罚的量刑从轻后，再行上诉违背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本意，也违背了司法正义价值的实现，一旦产生广泛效应，则可能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名存实亡。也有观点认为，上诉权的保障本身就是程序正义的重要权利设置，从正义优先的角度，可以损失部分效率，以实现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立法本意，两者之间可以相互平衡。

四、台湾地区认罪协商与认罪认罚制度的司法价值趋同与差异

1.共同的价值选择

大陆和台湾均属大陆法系国家，在刑事诉讼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精细司法逐渐成为刑事司法发展的大方向。轻、重罪分离，以实现刑事案件简繁分离，疏减刑事办案压力，使得两岸共同将目光聚焦至“认罪案件程序”的发展出路。2004年，台湾地区修订刑事诉讼法典，在第七编增加了“认罪协商”程序，而大陆也在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增加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两岸在这一制度上都倾向于在保障正义实现的前提下，提升刑事程序效率。区别于英美法系“辩诉交易”，为秉承实体正义的要求，防止“买卖正义”的权力寻租，两岸在设计这一制度时，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限制，放弃了广义的“诉辩交易”，不能协商减少指控罪名、事实、减轻罪责等影响罪责刑相适应、罪责法定等原则实现的涉及刑事公平核心价值的内容。仅作为一种程序选择，以实现“明案速断、疑案慎判”的案件分流。

台湾地区在刑事诉讼法典第七编中，用了10条对认罪协商制度进行了规定。其中规定的案件协商范围，为非高等法院管理的第一审轻罪案件，排除了重罪协商。其更重于有罪前提下，充分取证确有困难或过度消耗司法资源和证据已足以认定犯罪，但个别证据可能因证据法规则被排除的案件 ，在“宽严相济”台湾地区称“宽严并进”的选择中两岸是一致的。在选择“认罪协商”的当事人，享有公设辩护人指定、任意撤销权等相关权利保障，从实质上确保了案件程序选择不影响公正价值。而大陆地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主体上并未设计协商，笔者认为，该制度本质上不是一种协商的程序，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以保证正义价值的最大实现仍然是我们整体刑事司法制度不变的核心价值。“认罪认罚从宽”仅是刑事司法提供给犯罪嫌疑人的从宽选择，与我们“坦白从宽”、“宽严相济”等司法政策制度一脉相承。强调的选择主体更多在于案件犯罪嫌疑人，从减少社会对立和司法修复的角度出发，犯罪嫌疑人认识到自己所犯罪行，愿意接受刑事处罚，从而从主体动能上修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两岸在这一司法程序的选择上均保持了在效率价值追求上的克制，而更大程度的保证正义价值的实现。

2.不同的价值侧重

虽然两岸在正义和效率司法价值上的追求有一致性，但落实在具体的程序设计上却依然有所侧重。

由于台湾检察制度的特殊性，检察官除具有检察属性外，还主导侦查，警察协助检察官进行调查。检察官是立案这一刑事司法程序的启动者，经历整个侦查，直至犯罪嫌疑人被追诉。与大陆相比，台湾地区检察官在刑事司法程序中，承担了更多的角色和责任。因此，台湾地区司法在设立“认罪协商”制度初始诉求，很大程度上，需要解决刑事诉讼案件积压的困境，效率是这制度设置的原始推动力。在配套制度上也设置了大量辅助提升效率的相关机制。如第445条规定的协商案件可不经辩论程序而径行判决，且可以宣示笔录替代判决，进一步提升庭审效率。同时，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455条之十第一款规定，对协商程序所作的科刑判决，原则上不得上诉。仅限定了六种特殊可上诉情形。分别为：协议双方合意撤销或撤回协商申请；被告人非自愿认罪；所犯之罪不在可协商范围内；被告人还有其他较重犯罪事实；法院认为应免刑、免诉或不受理；协商判决违反法定刑范围。由此，可见六种情形中除第一种外，都属于违背了正义价值的情形，即认罪协商仅在法之正义无法保障的情况下才允许反悔。

大陆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吸收近年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践成果而来的制度，其更本质上是对认罪者的科刑优惠政策，本质上对正义价值的追求仍占优势地位。它的适用并不影响后续诉讼程序的选择。其对效率价值的追求仅止于检察官可以简化制作审查报告；在起诉书上直接体现量刑建议内容，不需另行制作量刑建议书。同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不影响程序的选择，对于轻罪案件可以选择速裁程序、简易程序，对于重罪或不宜适用前述程序的案件也可以适用普通程序。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以使检察官可以将精力更多的放在与之对应的不认罪案件以及疑难、复杂案件中。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认罪认罚从宽也并未限制被告人的上诉权，如被告人认为认罪认罚判决不能接受，依然可以径行上诉。

3.差异的实践效果

司法官资源配置的有限性，使得案多人少成为全球性司法问题。在正义保障下的效率追求使得两岸在轻罪治理上不断思考演进寻找突破。而被寄予希望的认罪协商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却走出了不同的结果。

囿于台湾地区司法传统的特点，认罪协商制度作为一种程序选择，与缓起诉制度、简易判决处刑、简式审判成为检察官、被告人价值权衡的平行项，不可避免的存在机会成本的计算，选择认罪协商，就不能再享有上述程序带来的利益。另一方面，由于检察官同时具有侦查官的角色，对于证据充足的案件，认罪协商制度不能给其带来较大的便宜，还使其不能彰显前期侦查工作的结果，而对于证据不足或需耗费大量司法资源取证的案件，又存在被告人机会成本的选择，因此，认罪协商制度自2004开始实施以来，其实质作用并不如预期。从2004年至2015年10年间，适用协商程序结案的案件，仅占台湾地区新收刑事案件的3.84%。至高点2008年，也仅占5.89%。

而大陆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以来，两高四部通过制定指导意见，进一步规范适用情况。认罪认罚因具有完善的正义程序保障，不限制适用范围，轻重罪同时适用。其也不影响其他诉讼程序的选择，在正义价值平等保护的条件下，其通过减化审查文书制作、简化庭审程序、集中开庭审理等配套举措迅速获得广大检察官青睐。认罪认罚适用率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主要案件质量评价指标之一，通报值为80%，全国刑事案件适用认罪认罚案件，近3年均稳定在85%-90%。适用范围广泛。而司法实务界所担忧的不限制认罪认罚案件上诉权而使程序效率价值空转的问题，从实践中来看，也在相对可控的范围内，并没有出现大面积认罪认罚上述案件。以S市S区院为例，2021年至2023年，认罪认罚案件适用案件共2001年，上诉案件仅101件，占5%。认罪认罚上诉案件上诉率也占逐年下降的态势。从实践证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实践中，正义价值和效率价值已基本实现平衡发展。

表二：S市S区近三年认罪认罚从宽适用案件及上诉情况

五、认罪认罚制度在轻罪治理体系下正义与效率价值实现完善的路径

于两岸来说，寻求轻罪治理程序中司法正义与效率价值的最大化是共同的目标追求，认罪协商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都是两岸在这一方面的积极尝试。从2023年起，大陆因为社会犯罪结构的深刻变化，最高检开始部署轻罪治理体系的建立探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其正义与效率价值并重的优势，在轻罪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更加凸显。通过近五年的实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在实践中已经相当成熟，同时也意味着作用发挥瓶颈期的到来。如何激发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大的活力，应当结合大陆检察权运行实际，向外延拓展，扩大边缘效应，向改革深化、精细司法要效益。

1.结合少捕慎诉慎押、相济司法宽严政策，更加细化快速办理机制。

轻罪意味着对社会秩序破坏较小，刑事惩罚一般性预防的意义要大于特殊预防。少捕慎慎诉慎押、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已不能只在实结果，即轻罪出、入罪的严格把控，处罚的相当性，也应当在刑事程序上有所体现。具体到刑事案件中，它包括了完善的强制措施适用规范、涉案财物的处置规范、涉企轻刑案件的处置等一系列程序问题。如慎用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慎重扣押涉企财产、账户等。我们在如危险驾驶案件的轻刑治理中已经有了很好的经验，应当定义轻罪案件的范围，并在范围内细化实体和程序的适用。对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检察官更关注的是快速办理的简化程序。可以充分发挥大陆法系立法制度的优势，将轻罪案件适用速裁程序作为一般原则，提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责任感。同时，检察、法院对认罪认罚案件的程序从简提出具象化指导。如检察官简化制作审查报告，如何简化？实践中部分检察官提出仅证据部分精简不够，部分基层检察院探索的表格式审查能否推广？对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开庭审理的简化，因前端有证据开示的制度、后端有上诉权保障的情况下，在庭审中是否能够仅对认罪认罚的自愿、理性进行核实？通过更加强化的快速办理机制，在刑事正义下，进一步提升司法办案的效率。

2.进一步细化诉权裁量特别是不诉权的运用，推动不诉后续跟进制度的完善。

在轻罪治理过程中，除了有罪必罚，无罪不诉的出入罪标准严加把握外。认罪认罚“从宽”尺度的把握也是考验精细化司法的一道难题。认罪认罚在检察诉讼环节最大的“从宽”就是不诉权的运用。出于对权力运行制约的考量，过去不诉权的运用受到更多的程序限制和制约，如详尽的不诉理由说明，经检察长或检委会决定、经常被评查等。由于上述种种限制，一线检察官很多时候对不诉权的适用有一定的抵触情绪，认为运用不诉权处理案件，不如起诉来得有效率。而随着轻罪治理的体系的建立，应当从思想上改变对不诉权运用的认识。细化不诉权的适用，授权检察官决定部分轻罪不诉，也是在轻罪治理体系下符合司法责任制要求的程序变革。2023年12月2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中，第十二条明确了“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可以不诉的情形，给检察官以具体的适用情形范畴，简化了适用说明和后顾之忧，使检察官能大胆的适用不诉，以实现对轻罪案件切实“从轻”。在不诉权广泛适用的基础上，刑事反向衔接解决了“不诉了之”的“无罚无责”情况。认罪认罚从宽的前提是，有罪当罚。不诉只是不予刑事处罚，但刑事案件是对社会秩序破坏最严重的行为，不受处罚则责不当刑。因此，进一步明确不诉权后续跟进行政反向衔接的程序，在刑事不诉后，移送行政检察部门对接行政部门进行相应处罚，才能做好轻罪治理的后半段文章，达到一般刑事犯罪预防的目的。如终身禁业的处罚，可能比拘役二个月的预防效果更佳。

3.注重刑事和解程序运用，实质性化解社会矛盾，完成从宽处罚后的司法修复。

轻罪治理要达成的司法目标包括了实现公平正义、预防减少犯罪、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节约司法资源、保障人权、教育和矫正犯罪人。认罪认罚从宽只是其中一环，而作为修复性司法范畴的刑事和解运用于轻罪治理中，与上述目标的实现都相契合。在2012年被写入刑事诉讼法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刑事和解在理论和实务被广泛讨论和探索。但真正写入刑事诉讼法后，热度反而降低了。一方面，由于刑事和解除当事人有意愿外，还需要检察官花费大量的时间做协调工作。而传统意义上，检察官的主要职能在于指控犯罪，和解工作对检察官而言增加了额外工作量，并且只是从宽情节之一，其有无都不影响整体案件办理，因此对检察官吸引力不足。另一方面，部分检察官认为刑事和解是被告人与被害人双方真实合意的结果，检察官代表公权力的界入，权力行使的边界不明确，司法的正义容易被质疑。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罪及除渎职外七年以下的过失犯罪，都属于轻罪台理的范畴，认罪认罚从宽，包括了被告人确认自己罪行，愿意接受惩罚，与刑事和解中“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具有一致性。因此，在轻罪案件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刑事和解综合适用，能最大限度的在上述罪名中修复对立双方关系，依靠双方合意降低司法的诉讼和修复成本，总体上来说，是符合司法经济原由的。刑事案件本质是严重而激化的社会矛盾，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和刑事和解综合运用，能够实质化解社会矛盾，真正达到案结、事了、人和的司法目的。

4.强调检察社会综合履职，突出治案职能与治理职能协同，实现轻罪类型化治理。

法律监督职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最大的特点。检察在指控犯罪的同时，还兼具对法律实施的监督职能。“办理一案，治理一片”不仅是检察理想更是检察责任。从轻罪治理上来看，认罪认罚从宽也好，刑事和解也好，都只是侧重于个案治理的程序选择。而轻罪治理是一个社会系统的课题，需要不段的定义轻罪类型，从而推动类型化治理。轻罪治理要求弱化罪和罚的对应关系，降底刑事司法附随后果，如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等。但是从正义价值的角度出发，在不改变现有刑事法律的情况下，“罪当其罚”仍然是普遍被认为应当遵守的原则，轻罪轻刑的张力明显不足。所以动态的轻罪类型判断至关重要，在类型基础上才能讨论出罪、轻刑的标准和适用，出罪化、轻缓化在类型化案件中，往往更容易被接受。如危险驾驶案件，通过分析案件发展的变化，新的意见第十二条规定的情况，通过刑法第十三条、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的适用实现了出罪，第十三条规定刑法第三十七条、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的适用实现了轻刑；第十条、第十四条同时又规定了从重情形；意见很好贯彻了“宽严相济”，真正做到了轻罪从轻、重罪重罚，对危险驾驶案件的治理成效明显。治罪的成功需要辐射到治理层面，通过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对广泛多发领域的犯罪进行一般预防，是轻罪治理的更深一层效应。如娱乐场所多发犯罪治理、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涉诈犯罪治理等，都需要有从个别到类型，从特殊到一般的治理过程，需要通过检察建议形式凝聚社会广泛合力，共同实现治理目标。

六、结语

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是法律的本质属性，但当时代不断发展，犯罪结构不断发生变化时，我们不得不思考，对正义价值的追求是否应当无视代价。正义与效率的矛盾随着案多人少的司法现实成为摆在全球面前的共同课题，轻案速判、重罪重罚是我们的破题思路，也是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必然选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践已经取得了巨大成效，强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其他刑事程序和实体类型治理的衔接，才能使其在轻罪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台湾地区的认罪协商程序也需要再行探索，以期后效。

邹雯婕，(1982—)，女，福建宁化人，法学硕士，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检察院综合业务部主任，一级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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