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性侵害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的证明力和可采性

尤溪县人民检察院 郑璐* 周茂善**

摘要：在性侵害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未能及时报警是该类案件关键证据缺失的实质原因，证据“一对一”、犯罪嫌疑人零口供是此类案件案件的常见情况。未成年被害人作为案件发生的直接关系人，未成年被害人陈述具有天然的证据优势，而言词证据的主观性、模糊性影响了其陈述的证明力和可采性。因此，侧重品格的补充作用，避免主观论断陷入过度自由心证；设置恰当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方式，保障相应诉讼权益；正确运用经验法则，确保案件审查判断符合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要求，实现在不侵害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予以未成年被害人特殊保护。

关键词：未成年人被害人、性侵害、言词证据

一、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被害人陈述的司法实况

（一）三大类性侵害案件的未成年被害人陈述

性侵害案件的隐私性伴随强隐蔽性，未能及时案发致使侦查机关难以在第一时间固定案件证据，尤其在定罪证据上，如有效提取犯罪嫌疑人 的遗留在被害人衣物或身体上的精液、吻痕等可直接认定犯罪嫌疑人具有性侵害行为的核心证据。大多数性侵害案件中，基本只能依靠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被害人陈述，即在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出现证据“一对一”的问题为常态化现象。

1.强奸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236条的规定，司法实践常见的强奸罪可分为两类，一是第236条第一款所述的“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一是第236条第二款所述的“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第一种强奸的常见案件类型主要有两种，一是传统意义上的强奸，如在詹某等人强奸一案 中，詹某等人在路上看见被害人林某后产生强奸犯意，后强行将林某带至天台并实施强奸行为，且录有视频。行为结束后詹某威胁被害人林某若告诉他人，将会随时拦截并殴打她，被害人基于此未在第一时间报警，后被害人朋友发现近期被害人行为异常，且在个别APP上看见形似被害人的情色视频，遂将此时告知家长，后在家长等人的询问下，被害人才将被强奸的事情说出。本案中，未成年被害人在笔录过程中稳定陈述其被强迫的具体情节，如詹某与之发生性关系的时间、过程中陈某等人具有按压其手、脚等情节，且明确陈述了过程的非自愿性，其对案件重点问题的陈述亦能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相互印证，同时该案件存在电子数据即案发视频，因此定罪量刑具有完整的证据锁链。根据上述案件可知，被害人在此类型的强奸中，其陈述基本能与客观事实相一致，且陈述具有较强的客观性，被害人陈述具备可采性和证明力。

二是“男女朋友关系”的强奸。在肖某强奸一案中，被害人通过聊天软件认识肖某后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双方交往八个月后被害人向其家属述说自己被肖某强奸，其笔录中提到“你如果你不和我发生关系，我就将我们之间的事情告诉你家里人”，被害人基于此与肖某发生了一次性关系，被害人陈述的强迫情节是否达至刑法意义上的“强迫”程度存疑，且肖某供述中陈述其说出上述“威胁”之语是因其不接受被害人单方面分手，且并没有将言论付诸实践。因此，在被害人已满14周岁，且双方存在男女朋友关系，本案中针对肖某是否构成强奸，即最后一次的性关系能够认定强奸，仅依据双方言词无法简单定论。

第二种强奸类型是针对未满14周岁幼女而言，此类型的强奸罪，定罪仅需被害人未满14周岁，且双方发生性关系。司法实践对于此类案件还进一步细分为是否未满12周岁。若幼女未满十二周岁，则可直接推断犯罪嫌疑人应当知道幼女年龄，直接认定构成强奸罪。若幼女年龄处于12-14周岁时，则需犯罪嫌疑人存在主观上的明知。在此类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针对被害人年龄基本供述为其不知道被害人未满14周岁，更有甚者明知被害人小学六年级在读仍认为被害人已满12周岁，并辩解说被害人告知已满14周岁，如在朱某等人强奸一案，犯罪嫌疑人朱某、李某等人均不承认知晓被害人年龄，而三被害人均陈述有告知过年龄。因此，处理此类案件的重点和难点并不在于双方是否发生性关系，而在于对被害人年龄的认定问题，针对此问题的证据只有双方供词，仅个别情况下存在证人证言。

因此，在强奸案中，证据种类单一，且实质定罪量刑证据纯粹，但正因为该特征，性侵害案件中证据若不及时固定将会永久缺失，定罪量刑仅能依靠言词证据。在证据“一对一”的情况下，且未成年被害人陈述并不全然与犯罪嫌疑人供述相对应的情况下，即存在合理怀疑时,将依据疑罪从无原则进行裁判。

2.猥亵儿童罪、强制猥亵罪

与实物证据相比，言词证据优点在于其的生动性，在性侵害案件中，一般言词证据均来自案件的亲历者，即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能够“准确”表述完整的案件过程，侦查人员和司法机关结合案件情节，核对笔录，分析证据后基本能够推断案件事实，并作出正确的司法处理。但言词证据具有极强主观性，伴随失真，从本质而言，言词证据是当事人针对客观事情的主观表述，其表述过程必然带有主观评断，且在未成年案件中，根据《刑事诉讼法》281条之规定，讯问未满18周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询问未满18周岁的被害人、证人，需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以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但未成年人在家长在场的情况，其对于真实案情表述会有所隐瞒，如被害人基本不承认与犯罪嫌疑人是男女朋友关系，且发生性关系是基于对方胁迫，如上述的肖某强奸案。在猥亵儿童罪和强制猥亵罪中，亦存在与强奸罪相同情况，甚至对比强奸罪，这二罪仅有言词证据的情况更为显著。

猥亵仅是对被害人实施了淫秽行为，简单至在被害人面前打飞机或言语猥亵如“你看看我这个，它会变大还会喷出东西”，复杂至犯罪嫌疑人用手抠摸被害人私密处，但是因为被害人年龄尚小，不会在案发时及时报案，难以有效提取犯罪嫌疑人DNA，并且犯罪嫌疑人供述存在相同倾向，不承认自己有抠摸等行为。如在蒋某猥亵儿童案件，蒋江某供述当时其是见对方在劈叉，怕对方阴部撕裂而用手触摸了被害人的阴部，是好心。此类心理过程的辩解与被害人陈述并不一致，被害人陈述中明确提到“我当时很不舒服，就跟他说不要这样”，因报案与实际案发时间相隔甚远，无其他实质证据可固定。因此在审查案件过程中，需要辅助其他证据来认定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和未成年人被害人陈述的证明能力和可采性。

（二）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的两面性

1.未成年人被害人陈述的必要性

在性侵害案件中，因未成年被害人生理年龄、心理年龄及生活环境等各方面的影响，诸多未成年被害人在遭受性侵害时并不会第一时间报案，导致了性侵害案件物证等证据的缺失。因此，言词证据是性侵害案件的重要证据，更有甚者在部分性侵害案件中，言词证据基本成为了定罪的唯一证据。

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证据特性决定了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的重要性，其作为性侵害案件重要的言词证据之一，是案件事实还原的重点。“一对一”的证据对抗性决定了被害人陈述的重要性，未成年人作为案件的被害人，其年龄几许并不影响其陈述的证明能力，仍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据资格，对案件的知悉程度亦区别于一般证人，有助于案件的审理查明。如在陈某猥亵儿童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陈某是否有将手伸进被害人裤子用手摸被害人的阴部这一细节问题，犯罪嫌疑人供述其没有，仅隔衣物摸，被害人陈述有，陈某有将手深入裤中。本案虽及时报案，但在被害人涉案衣物及外阴提取物上并未鉴定出陈某DAN，因此针对该问题仅能依据存疑规则认定。

再如在强奸案中，与未满12周岁的幼女和与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构成强奸罪。案件审理除定罪外还需量刑，而被害人陈述具有影响量刑的作用。如在蔡某强奸案中，蔡某供述其和被害人是男女朋友关系，而被害人陈述其与蔡某不是男女朋友关系。被害人因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并不必然可认定强奸，同时二人关系的认定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犯罪嫌疑人的量刑。故而被害人陈述在性侵害案件中亦是被告人罪责减轻或者从轻量刑的重点。

性侵害案件隐蔽性及报案时间导致了案件在案证据的匮乏现状，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和被害人陈述成为了定罪量刑的核心和唯一证据。当案件没有其他证人、物证或其他可证实待证事实的证据，极易出现证据难以闭环，仅能依靠双方言词定罪量刑，因此，未成年人被害人陈述的地位举足轻重，在证据采集过程中要注重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要突出证据真实性保障，确保案件罪责刑相适应。

2.未成年人被害人陈述的客观性

证据三性要求证据具有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客观性要求证据所表达的内容是真实客观而非主观臆想或虚构。“客观性不是独立的证据属性，而是关联性判断的一个内置标准” ，在强调证据客观性的同时，应注重该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实或证伪及构造。言词证据是当事人以言语形式反应案件的客观事实，语言具有加强的主观性，当事人在阐述案件事实时难免有所偏颇，尤其是未成年被害人陈述，其年龄、心理及法定代理人在场等因素均可能影响其表述的客观性，但并不意味着该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伪。本文述及的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的客观性并非是其陈述的客观属性，而是依据其陈述，运用法律推断反向推出过去时下的案件事实客观存在的盖然性。

一是年龄影响客观性程度。在性侵害案件中，根据被害人年龄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不满12周岁（不满不含本数，下同），第二类是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第三类是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不同年龄阶段的未成年被害人陈述具有不同的特征。第一，不满12周岁的未成年被害人年岁尚小，其对于性知识知之甚少，如在严某猥亵儿童案件，犯罪嫌疑人以零食、零钱为诱惑吸引被害人，而被害人在向侦查机关做笔录时，因其家长或其他合适成年人在场，并不会直接承认其有收犯罪嫌疑人的钱，同时其对被猥亵过程的描述仅在表面，难以从客观角度客观描述猥亵经过。第二，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被害人，有意识隐藏部分事实，强奸案中此类别被害人基本会隐瞒其与犯罪嫌疑人发生性关系的次数、时间、地点，而性关系次数影响量刑。第三，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被害人，其在陈述过程中会存在隐瞒或编造相反事实。如在上述的肖某强奸案中，对于双方关系的认定，被害人全程否认双方存在男女朋友关系，后通过犯罪嫌疑人提供的微信等聊天记录证实双方为男女朋友关系的这一事实达至排除合理怀疑。在针对未成年人被害人证言的可采程度，侦查机关和司法机关需要进一步审查，避免冤假错案的出现。

二是时间对未成年人被害人陈述客观性的影响。上文提及诸多三大性侵害案件被害人不会第一时间选择报案，其选择报案的时候往往是被第三人发生事实之后。部分案件因为时间跨度较大，被害人年龄较小，往往会对案件的相关事实存在记忆模糊等问题，出现笔录对案件事实描述含糊，细节难以与其他在案证据形成证据闭环。

三是法定代理人在场或合适成年人在场对未成年被害人陈述客观性的影响。根据法律规定 ，在讯问或询问未成年人时，需要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适成年人在场。当被害人在陈述相关性侵害情节时，法定代理人在带领被害人报案前，会事先告知被害人如何回答问题，强行将自身想法注入未成年被害人想法中。在做笔录的过程中，由于法定代理人全程在场，被害人由于害怕被苛责，往往不会如实陈诉，甚至部分家长会打断询问过程，可以如出现“你要认真想一下，没有的事情不要乱说”等话语，法律亦无明确规定法定代理人针对讯问或询问认为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可以提出意见的范畴和程度，影响了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的客观真实性。同时，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的通知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为避免对未成年被害人造成重复性创伤，坚持一次询问原则，当犯罪嫌疑人供述与被害人陈述存在出入时，一次询问原则难以满足证实待证事实的需求，若再次询问存在一定时间跨度时，被害人对相关事实已记忆模糊。。

二、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的证明力和可采性

（一）犯罪嫌疑人零口供

所谓“零口供”，是指犯罪嫌疑人在侦查、审查起诉及审判过程中只做无罪辩护或拒绝回答的情况。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后常会存在侥幸心理，认为“我只要不交代，公检法就不能定我的罪”而拒不认罪。性侵害案件作为严重影响未成年被害人身心健康发展的案件类型之一，刑期重，犯罪嫌疑人为脱罪往往会做无罪辩护或拒绝回答，尤其在案发时间并非案发第一时间，关键证据缺失，如在被害人阴道提取物未鉴定出犯罪嫌疑人的DNA。犯罪嫌疑人在案发时，会选择隐瞒，做无罪辩护，当侦查机关告知其鉴定报告结果时，犯罪嫌疑人会认为能够证实其强奸事实的关键证据缺失，在后续的审理阶段将会出现全程零口供的情况。

在上文提到的朱某等人强奸案中，朱某从在案发做的第一份笔录否认其与被害人发生过性关系，若问及细节问题，如是否为男女朋友关系，其回答不是，问是否在某一天与被害人在某酒店开房，朱某则拒绝回答。尤其在侦查机关告知其相关鉴定意见后，其对于检察机关的讯问完全做无罪辩解。在该案中，犯罪嫌疑人朱某从侦查阶段开始，至审查起诉、审判全程零口供。此时，被害人陈述成为了定罪量刑的核心证据。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3条的规定，“口供”仅是可以采信的一种证据的，若犯罪嫌疑人零口供，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其有罪和处以刑罚。朱某等人的强奸一案中，虽然朱某不承认其与被害人为男女朋友关系，且不承认与被害人发生过性关系，但根据所调取酒店监控视频可以证实朱某与被害人入住酒店的事实，该事实与多为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相吻合，且被害人陈述中提及的发生性关系的时间和地点，均有其他证人证言、书证、视频等予以证实，上述证据能够相互作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因此，犯罪嫌疑人零口供并不影响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的证明力和可采性，检察机关应当综合全案证据，若其他证据能够与被害人陈述相互印证，则可认定该事实的客观存在。

（二）被害人品格对证据的影响

目前我国对于品格证据并没有明确且系统的规定，仅在部分条款中涉及，如《刑事诉讼法》第279条、《刑诉法解释》第568条第一款、《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9条第一款的规定，上述法条亦仅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以社会调查报告为品格证据体现的外观，根据社会调查报告的实质内容，可推断社会调查报告具有品格证据属性，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对于社会调查报告的运用也仅是参考依据，并非定罪量刑的依据。从上述法条中也可看出，我国尚未针对未成年被害人形成相应的品格证据。

在性侵害案件中存在部分被害人并非传统意义完美的被害人，如基于男女朋友关系而发生性关系或基于金钱、物质的追求而与犯罪嫌疑人发生性关系，甚至部分被害人同时期存在与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的问题。如年龄已满14周岁的，需要有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而实施强奸行为，即上述肖某强奸案中的被害人，对于其是否被是因胁迫而与嫌疑人发生性关系存疑，被害人为临界辍学生，同时交往不同对象，并与之发生过性关系。根据在案证据，仅能证实双方发生过性关系，且犯罪嫌疑人肖某说过威胁话语，并无其他证据证实被害人所述的除第一次外都是被胁迫而与之发生性关系。此时在审查此类案件时，难免因为被害人的日常品行而叠加主观意识判断是否构成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

同时，被害人的品格亦影响了其陈述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品格具有一定不完美的性侵害案件的被害人，其在向侦查机关陈述案件经过时，往往会隐藏不利于自己的部分，且在法定代理人在场的情况，也会将所有的问题推向犯罪嫌疑人，常见情况为否认自身是自愿或主动、非男女朋友关系等。因此，品格作为一种主观评价，其构成的证据具有一定随意性和不可靠性，且使用品格证据易出现不公正的偏见、非必要的案件延迟等问题，故而在采纳品格证据时应当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综合全案证据证据客观事实，而非以品格作为参考，即犯罪嫌疑人的品格证据可以佐证其人身危险性等，但是被害人的品格并不能说明案件事实的客观存在，故而未成年被害人陈述并不因品格而影响该证据的证明力，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证据的可采性。

（三）法定代理人在场的影响

法定代理人到场是对进入司法程序的未成年人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的有力保障。但在实践中，落实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却出现了影响正常诉讼进度及案件证实的情况。

在询问未成年被害人时，法定代理人存在不理性袒护、完全否定等问题，在询问过程中频繁打断，出现极端情绪等，如未成年被害人承认其是主动与犯罪嫌疑人发生性关系时，法定代理人会打断被害人的陈述，并且向被害人做出具有暗示性的动作或言语，企图改变被害人的表述，甚至可能存在家长在带被害人报案前，就预先告知被害人应如何回答侦查机关针对性侵害事实的提问，最终导致被害人逻辑混乱难以正面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

法定代理人到场有利于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护的同时，伴随的弊端也显而易见，即未成年人被害人陈述的失真。这一问题在性侵害案件中尤其明显，当法定代理人在场时，被害人处于羞愧、恐惧心理不愿如实供述，或遵照父母意思作非客观的事实陈述，根据最高检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65条第六款、最高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询问应当以一次为原则”。因此，在大多数刑事案件中，尤其是性侵害案件，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应当采取较为和缓的方式，坚持一次询问原则，避免二次伤害。但也正因为该原则的精准落实，当被害人在法定代理人干扰下未能客观阐述客观事实时，将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清，且在一定程度上了干扰的了诉讼程序。

综合所述，在法定代理人“干扰”下的未成年被害人陈述并不会丧失该证据的证明能力，但是其证明力度需要综合在案其他证据综合评判，即影响证据可采性。

三、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的规范审查

（一）发挥品格对证据补充印证功能

品格证据必然会出现于刑事诉讼过程，但是品格证据的适用可能带来司法不公。我国的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并无严格意义上品格证据适用规则，在未成年人领域，社会调查制度的适用具有品格证据的雏形，仅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社会调查报告中，虽对未成年人家庭情况、成长环境、邻里关系等方面展开调查，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品格证据的特征，但在审查起诉阶段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开展的社会调查结果并不会影响最终的定罪量刑，而仅是对是否可以进行社区矫正等问题的评估。因此品格证据的适用仍然是排除为主原则，采用为例外，仅是辅助查明案件事实的参考，甚至仅是辅助量刑的参加，禁止以品格证据作为定罪量刑的证据。

在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中，并不能因为犯罪嫌疑人具有前科、社会调查存在问题等带有品格倾向的证据来证实嫌疑人具有强奸的主观和客观，即当未成年被害人陈述与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不相一致时，不能因犯罪嫌疑人存在品格问题而直接采信未成年被害人陈述下的事实。应当严格遵照我国法律规定，排除品格证据的适用，而将其用以辅助证明案件事实，若必须适用应当明确并构建适用规则，如域外司法实践适用品格证据的要求之一是先行行为与当下待证事实之间存在高度相似性。在审查未成人被害人陈述时，亦不能因其日常行为或品格而否定其陈述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即因品格而产生偏见，过度自由心证。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通过了“强奸盾牌条款”，在强奸案件中禁止提供被害人不良的生活作风、性行为历史、被侵害时的穿着等作为证据。该条款表明了不能因被害人外在或品格而否定当下案件的客观发生。被害人作为案件的受害者，如随意采纳被害人不良品格的证据，将会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不利于对其合法权益的保护。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的审查应当综合全案证据排除诬告的可能，被害人陈述稳定自然，其对案件事实的陈述符合年龄、心理、社会生活环境等条件。

被害人的品格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陈述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因此，侦查机关、司法机关在审查未成年被害人陈述时，应当注重对全案证据的客观审查，不因被害人的品格问题陷入过度自由心证。但同时在审查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的可采性时可将其品格作为参考来初步判断其陈述的真实性，后结合在案其他证据审查案件。

（二）规范法定代理人的“在场”方式

法定代理人到场是未成年人讯问或询问的刑事司法程序要求，是在公权与私权冲突时，对私权的有效保障。我国以立法形式规定了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是为限制公权，也是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因此在讯问或询问未成年人时应当严格落实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充分认识该制度的积极作用。

法定代理人制度是法律赋予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证人的诉讼权利，该制度的正确运用是对侦查机关、司法机关诉讼行为的有效监督。在本文视角下针对未成年被害人询问时法定代理人到场常会导致陈述的失真，法定代理人基于各种原因而不愿接受自己孩子存在问题，询问前会以明确的话语告知被害人如何回答问题，在询问中也会以不当言语或行为打断被害人作于己不利的陈述，如自愿发生性关系、未告知年龄等。

因此，为了避免法定代理人干扰诉讼进程，提高诉讼效率，应当规范法定代理人的到场方式，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同时确保其陈述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一是加强与法定代理人沟通，明确告知其诉讼权利和义务，强调干扰诉讼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二是侦查机关或司法机关在条件允许下可设置监听隔间或视频监听，如可在询问室旁设置监听室，确保法定代理人既能到场也能听清被害人陈述，以此来保障相关人员的诉讼权利，亦能确保诉讼效率，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被害人陈述的可采性。

（三）经验法则在未成年人被害人陈述审查中的适用

经验法则是人们根据生活经验而归纳获得一般性法则。性侵害案件因涉及隐私问题，无论是犯罪嫌疑人还是被害人或证人，在对案件过程的描述均会带有一定的隐晦，甚至隐瞒。因此在审查判断未成年被害人陈述应当注重经验法则的适用，确保审查结果达至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一是案发自然。性侵害案件的案发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被害人主动告知其父母或其父母发现异常后询问方告知并报案，一是父母或他人偶然看见被害人被性侵害过程而报案。第一种案发过程如陈某猥亵儿童案，被害人在被猥亵后当场哭泣回家并向家长阐述其被他人摸了“尿尿的地方”，第二种案发如上述的蒋某猥亵儿童案，被害人家属在回家的路上听见路人在说其女儿被猥亵的事情。因此，案发自然虽直接不能证明犯罪事实的客观存在，但是有利于侦查人员、司法人员排除合理怀疑，为认定性侵害行为存在的重要参考。

二是被害人陈述稳定自然。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其在面对侦查人员、司法人员会相对拘谨，并且性侵害作为一种难以启齿的话题，未成年被害人在被询问时常会表现出羞恼、恐惧等神情，此时其所作陈述符合其年龄特征，其所作陈述具有较高的可采性。若未成年被害人在陈述其被性侵害的过程异常平静，且过度否认不利于己或拒绝回答核心问题时，此时的被害人陈述可采性降低，侦查人员或司法人员应当根据经验法则判断被害人是否存在说谎或被教唆的可能。

三是案件细节审查。性侵害案件一般无第三人在场，被害人作为案发直接人，其对案件细节问题具有天然的优势。如在强奸案件中，询问被害人是否被强迫，其陈述被强迫，但是其在陈述过程中仅陈述“我是被强迫的”而没有进一步描述如何被强迫，且无任何其他事实可证实其内心主观过程，或者其过度否认自愿性或明显出现情绪波动，或回答该问题时多次看向其法定代理人，此时对于被害人对该事实的陈述应该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同时，对于被害人阐述的案件细节，还需结合其年龄特征、语言特性来确定证明力和可采性，避免出现侦查人员为固定部分言词而诱导性发问，即未成年被害人陈述明显不符合其年龄措辞，而采信该言词证据。

经验法则并不是事物之间内在联系的必然反应，其具有一定程度的盖然性。因此，在审查判断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的客观性时，应当审慎的运用经验法则，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并非具有绝对的真实性，仅能将经验法则作为事实推定的媒介，从而实现对待证事实的证明。

四、结语

性侵害犯罪是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恶劣行径。从司法角度而言，此类案件易出现证据“一对一”的情况，即使部分案件有证人证言，但该份证据的证明力弱。因此，对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审查判断，可适当预设被害未成年人没有说谎的动机，鄙弃影响客观判断的先行行为，在不侵害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情况下注重对性侵害未成年被害人的特殊保护，保持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零容忍。同时，严守刑事案件证明标准，遵循客观归责，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作者：

郑璐，尤溪县人民检察院，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城关镇建设西街44号，19835730922，zhenglu@youxi.fj.jcy。

周茂善，尤溪县人民检察院，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城关镇建设西街44号，13850882396，zhoumaoshan@youxi.fj.jcy。

* 尤溪县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五级检察官助理。

** 尤溪县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四级高级检察官。

全文选自审查起诉阶段，选取“犯罪嫌疑人”为身份称谓。

本文案例均选自尤溪县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案件，姓氏等涉及个人信息部分均为改编，仅节选性侵害过程及言词证据部分。

徐舒浩：“基于决定关系的证据客观性：概念、功能与理论定位”，《法学研究》2021年第5期，第175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81条 第一款 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第二款 到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员认为办案人员在讯问、审判中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可以提出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印发《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的通知 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应当采取和缓的方式，以未成年人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语言进行。坚持一次询问原则，尽可能避免多次反复询问，造成次生伤害。确有必有再次询问的，应当针对确有疑问需要核实的内容进行。